《饥饿》:身体与政治斗争的可能性

文:zerone
《饥饿》:身体与政治斗争的可能性



There are only bodies and languages.
——Alain Badi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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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影像艺术家斯蒂夫·麦柯奎(Steve McQueen)的电影处女作《饥饿》(Hunger)或许是2008年思想和艺术上最激进的电影作品了。

一般来说,监狱是政治斗争结束的地方——强弱、成败、是非在那里似乎都已得到了最终的裁判。但在《饥饿》中,斯蒂夫·麦柯奎却以耐心、冷静的影像揭示,正是在监狱里,真正残酷的围绕着身体展开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1981年,在贝尔法斯特的梅兹监狱,爱尔兰共和军成员以绝食抗议,要求恢复囚犯的政治犯待遇。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断然拒绝了抗议者的这项要求,并指出:“罪行就是罪行就是罪行,无关政治(Crime is crime is crime; it is not political)”。

导演麦柯奎在电影中展示对“无关政治”的深刻理解:把政治犯变成一般罪犯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策略,或者说,去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种基本的政治,就像清洗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基本动作。

在《饥饿》中,麦柯奎以超常的耐心反复展现“清洗”这个基本动作:狱官清洗自己拳头上的血迹;清洗墙上的粪便;清洗到处是尿液的监狱过道(几分钟的固定长镜头,这个镜头可与铁窗边玩弄苍蝇、与牧师对话的长镜头相提并论);清洗绝食者溃烂的身体留在床单上的痕迹……

清洗的场景也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希区柯克在《精神病患者》中营造的经典场景。女主角珍妮在浴室被谋杀后,诺曼开始仔细地清洗整个浴室,珍妮的血汇成一个漩涡消失在浴缸的洞中。

希区柯克耐心地展示了一个谋杀现场向一个日常生活场景转变(恢复表面正常)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这种清洗-恢复正常的过程同样在诺曼的精神层面上反复进行。在诺曼正常的社会身份(认同)之下,还有另一种被压抑的以母亲-权威为核心的反常精神认同。诺曼的身体成了两种认同争夺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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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反抗者的身体同样成为了残酷斗争(不是简单地消灭/被消灭)的场所。

在《饥饿》中,清洗和反清洗斗争的关键就在于:反抗者要把自己的身体产生的血迹、粪便、尿液等留在可见的地方,拒绝让它们像珍妮的血一样消失在浴缸的洞中,拒绝在监狱这个反常的地方(政治斗争中的强者用来囚禁弱者的地方)恢复表面的正常;拒穿囚衣保持裸体的斗争也同样如此——拒绝自己的身体被强加上囚衣所代表的身份,进而成为监狱正常秩序的一部分。

清洗与反清洗的斗争,不仅是梅兹监狱中特殊的斗争现象,更触及了政治斗争的实质。

政治-社会的象征秩序要实现有效构建,就必须把某些异质、剩余排除掉(或者把它们强行纳入现存秩序内部),维护其秩序表面的平整,政治-社会由此才是一个可理解的正常机体。而抗争者所要做的就是要把他们试图“清洗”的一切留在可见的地方,暴露现存秩序的反常(暴力)本质。

裸体、血迹、粪便、尿液……这些拒绝消失或被掩盖的异物,暴露着监狱和统治者意识形态的暴力本质。但是,电影要展示的最终极的斗争是:绝食——自觉地运用身体的真实死亡来抗议和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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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开场25分钟之后,麦柯奎终于让绝食的主角——鲍比·山兹(Bobby Sands)出场了。在绝食之前,一直吝啬话语的导演突然用一段长达近20分钟纯对话来勾勒山兹的思想状况。其中,展现长达17分钟对话的固定长镜头(没有用通常的正反打镜头)已经成为这部电影的标志。

麦柯奎表示,他不喜欢演员通过正反打镜头直接面对镜头和观众说话,而是希望“you become the camera”。从形式上看,这种冷静的与人物保持距离的纪录风格与整部电影的风格和思想立场一致。

和山兹对话的是一位天主教牧师,他试图用宗教的话语(比如对生命的尊重、自杀不会得到宽恕等)消除山兹(他是天主教徒)的抗争意志。但山兹表达了他的决心:他要去做那些别人不敢做并认为不该做的事情,他知道那是对的。

山兹和牧师的对立和斗争,因为以下这点而变十分有趣:导演把山兹在狱中的形象塑造得神似受难前的耶稣——通过裸体、伤口和发须。其中巧妙地传递了这样一个激进的信息:“耶稣不是基督教徒”,就像通常说的“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思想一旦意识形态化(成为宗教或教条)就丧失其激进性(革命性),而山兹就是要用身体(最后的武器)恢复这种激进。

顺便要指出的是,电影中的宗教隐喻远不止于此。山兹被剪去头发的场景直接来自《旧约·士师记》中斗士参孙的典故:上帝通过参孙的头发赐给他将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力量,但他的头发最终被人设下陷阱剪去,他因此牺牲。

对于绝食,麦柯奎没有制造任何有煽情或褒扬意味的影像,而是再次以超常的耐心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身体在绝食中走向死亡的过程,并记录了其中的细节:肌肉萎缩、便血、溃烂、晕厥……以及死亡在一只眼睛中的显现。

这种绝食的力量与其说在于直接唤起他人的同情,不如说在于它让一种异质的死亡鲜明地出现在公共领域,成为一个任何人都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反常事件,进而有力地摧毁了意识形态的虚假平整和统一。最虚弱的身体由此变成了最激进有力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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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柯奎在《饥饿》中始终给身体以突出的位置和超常的耐心。这种耐心让人肃然起敬——在我们这个速度取代深度的时代,耐心总是会显得激进和尖锐。

但是,这种激进不是出于某个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爱尔兰共和派的政治立场)对另一种立场的控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过是一部平庸的政治宣传片。麦柯奎试图超越意识形态特定立场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

电影在开头同样耐心地展示了一个狱官的日常起居的细节:起床,穿衣,吃早饭,检查汽车炸弹(把这一点放到日常生活序列中,具有讽刺意味),开车上班,摘婚戒,换制服……当然,他对日常生活的惯例、对统治者意识形态的依靠越深,他在施暴时就越不假思索,暴力就越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这是一部分人的现实,也正是另一些人希望打破的正常-坚硬现实。麦柯奎让这名狱官在痴呆母亲的怀中被枪杀,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

麦柯奎在20多年后用影像“复活”山兹,当然不是为了重复人们已经知道的那些宏大意义,而是通过影像耐心地留住了那些通常在政治斗争(及其宏大话语)中不会留下痕迹的东西和细节,他所做的和监狱中的反清洗斗争一样具有政治意义。

不只是山兹,还有麦柯奎看似冷静的影像,都是“饥饿”的。“饥饿”不只是来自绝食者的胃,更来自所有激进的革命者对现存秩序总是试图抹去某些异质和剩余的暴力本性的不满,来自对正义的饥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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