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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海一支剑
导言：本文刚刚搁笔，就传来《天水围的日与夜》在本次香港金像奖上夺得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四项重奖的消息。可以说是名至实归，在此谨向许鞍华导演表达衷心的祝贺！

天水围原本是香港元朗一个距离市中心25公里的小村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为了缓解日益紧张的住房问题，港英当局开始在这里围田造地，兴建公屋，开展新市镇的建设。但由于地处偏远，房价低廉，设施落后，无法吸引本港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入住，遂使天水围逐渐沦为香港贫困群体与外来移民的聚居区。

贫困、失业、离婚、单亲家庭、非法移民等社会问题成堆，再加上这里市政规划粗枝大叶，特别是公益设施问题丛生，在医疗、教育、交通和社区服务方面存在许多缺陷，以至于这个新兴社区成为社会矛盾和治安隐患的多发地。仅在2004年至2007年间，这里相继发生了几起轰动全港的灭门惨案，引起舆论哗然。天水围被香港媒体冠以“悲情城市”的名号，仿佛成了家庭暴力、堕落、吸毒、犯罪和绝望厌世的代名词。

作为香港肌体上的一个毒瘤，天水围一度成为被媒体和舆论批评和谴责的对象。此前，香港导演刘国昌以天水围为背景拍摄了一部《围·城》，借助中学生何灵杰的视角展示了这里的阴暗生活。正如这部影片海报上的宣传口号一样，在外界看来，天水围成了一个“不要明天，没有希望”幻灭之地。

十年前，许鞍华偶尔从一个年轻学生手上拿到了《天水围的日与夜》的剧本，引起了她的强烈兴趣。2007年，许鞍华带着一颗忧患之心走进了这块神秘社区。但是，她眼中的天水围，或许并不像媒体描述的那样充满悲情。相反，她看到是一个个如你我一样平凡无奇的生活场景。

她把这种感受写进了影片的片名。为之冠以“The Way We Are”的英文标题，意思就是“与我们一样”。为了自然地展现出这种平凡生活，许鞍华不惜采用纪录片的拍摄手法，以一种洗尽铅华、返璞归真的镜头语言，为人们勾勒出天水围的世态和人生。

影片的主人公是居住在天水围公屋里的两户人家。一个是寡妇贵姐和她即将高中毕业的儿子家安，另一家则是一位独居的阿婆。贵姐早年丧父，独自承担着生活的重压，含辛茹苦地把家安拉扯成人。虽然自己日子也不宽裕，但在帮助阿婆时却毫不吝啬。艰辛的生活并没有让贵姐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她始终用微笑面对生活的困境，以积极乐观态度面对惨淡的人生。

影片中贵姐和阿婆在超市中抽奖的场面，就是对平凡人生的一种隐喻，它没有惊喜，没有意外，一切平淡如水。贵姐和阿婆这样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天水围比比皆是。许鞍华没有用电影镜头刻意展示她们的贫困和不幸，而是以一种温情的眼光，对她们之间相濡以沫的彼此关怀报以一种深情的凝视。

还有一个场景，贵姐的母亲因病住院，家安带着贵姐煮的鱼翅粥来探望外婆。祖孙俩有一段对话，让我们了解了贵姐过去……贵姐十四岁就离家外出做工，依靠辛勤劳动供弟弟读书成长。在弟弟们出人头地之后，贵姐并没有向他们索取回报，而是一如往常一样过着辛劳简朴的生活。



在这里，影片突然插入一组六七十年代香港纱厂女工的旧照片，为人们展示出千千万万个与贵姐一样的香港普通劳动妇女。许鞍华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将贵姐的个人经历与香港社会历史变迁联系起来。她想告诉人们，正是有了贵姐这样朴实而善良的劳动者，香港才拥有了今天的富足和繁荣。

表面上看，《天水围》只是热衷于展示两个底层家庭的日常起居、家长里短，但实际上，这些市井影像背后仍然包含着许鞍华对香港社会变迁的深刻体认。70年代以来，随着香港经济腾飞和城市的发展，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原本紧密的联系变得日渐疏远。

在影片中，家安连自己家的亲戚也认不全。阿婆的女儿死后，女婿带着孙子另组家庭，使得孤身一人的阿婆从此失去了家庭情感的寄托，成为香港社会组织结构与家庭伦理变迁的牺牲者。这些都是三十年来香港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带给普通百姓的深刻烙印，成为香港本土久治不愈的社会问题。

而这种社会问题，恰恰是许鞍华观察香港现实的着眼点之一。从早期《疯劫》、《投奔怒海》直到近期的《女人四十》、《男人四十》，无不显示出导演对香港历史变迁对普通人生活与心理状态影响的关注。她的影片，总是散发着一种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这种情怀也同样体现在了《天水围的日与夜》当中。略有不同的是，《天水围》与《投奔怒海》、《胡越的故事》等早期影片相比，显得更加温情，面对社会问题的态度也更加宽容，不再像她年轻时候对社会弊端采用一种尖锐和激进的批判态度。

如果从严格的现实主义立场出发，上述问题其实是不可逆转的，它们是现代化过程所必然付出的代价。任何社会、任何个人都无法避免。但是很显然，许鞍华依然顽强地在影片中探索着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答案。这种努力，使得这部影片不经意间逐渐偏离了严格的现实主义轨道，而在对严酷现实的冷峻观照中不自觉地参杂了若干温情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

也许这是出于许鞍华的宽厚和善良，她总是企图用人性的美好来化解生活中的艰难和困境。古道热肠的贵姐把阿婆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给予悉心的关怀，看似可以弥补阿婆在家庭亲情方面的缺失，使得孤苦伶仃的阿婆重拾家庭和亲情的温暖。但严格说来，贵姐本身也属于弱势人群，单单靠她的友善和助人为乐是无法救赎现实中类似阿婆这种缺乏家庭亲情的空巢老人的。这里人们大概会问，一向以现实主义著称的许鞍华，何以会表现出一种超越现实的怜悯和温情？我想这也许跟许鞍华自己的人生感悟有关。



许鞍华已年过六十，与贵姐同庚，这是一个知天命的年纪。对许多生活中的矛盾和困厄，已不再像年轻人那么愤愤不平，而是用一种超然的态度来化解生活的危机。这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造就了许鞍华对现实社会问题的一种审视立场，这一点，在《女人四十》和《男人四十》时就已表露无遗了。

从这个角度看，许鞍华已经渐渐背离了批判现实主义的轨道，而慢慢滑入高尔基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路子。这种说法也许算不上一个严格的学术判断，而是多少带有一些比附的意思。但两者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相同点却是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是强调理想对于现实的介入，强调用一种浪漫主义的主观逻辑来置换冰冷和严酷的现实。

影片的结局正是这样一幅温暖的图景：贵姐、家安和阿婆坐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分享着中秋团圆和天伦之乐。在这个大团圆的结局中，影片的温情达到了高潮。现实生活中所有艰难和失落，都在这个温馨的场景中得到了想象的解决。许鞍华正是用这么一个光明的尾巴，在有些绝望的人生中投注了一抹浪漫主义的斑斓亮色。

这种大团圆的结局之所以有它合理的一面，正是由于像阿婆这样的人生困境在现实中是完全无解的，只有通过人类对美好人性的信仰和坚守，才能对现实的局限实现一种想像的超越。正如现实中人死不能复生，但在文学中，永生与不灭却始终是人类追索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