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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Veronica
　　这个时代不需要大师，却依然需要电影。

　　在火车上看《南方周末》，文化版首页留给了杨树鹏的《我的唐朝兄弟》，毫无吝啬赞赏之词，某位影届强人甚至评价，说这是他感觉的中国电影里将黑泽明风格转化最好的一部。于是我也跟风进了电影院，才发现它的好不是一般。

　　导演说，我特别希望告诉别人，我们也有过那种诗人遍地走的状态.他在竹林的夜晚与薛十三陈六一起喝酒的那幕，拍出了盛唐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中的潇洒与安宁，成为本片最美好最理想的场景。

　　电影里的荒诞无可厚非，这是一种叙事的手法，可是整个电影的背景放在了唐朝，那么如今看来再荒诞的行为，都可以理解了。唐朝文化是历史的朝代中文化混杂最剧烈最成功的一次，以至于影响到大半个亚洲乃至于世界，因为它的聚敛爆发都是如此肆意妄为，不屑一顾。任何一种张扬跋扈都有可能出现在这个朝代。这就给两个强人提供了厚实的温床，所以连抢劫都可以说的理所当然。

　　再谈演员，需要将侠气和痞气融合到极致的人，胡军和姜武具备了条件。胡军本身的北方男人气质，而实际依然像个大男孩，顽劣与骄傲在举手投足间都显露出来。姜武的傻气、朴实、农民般的思想干净，从《洗澡》到《空镜子》，而《别了，温哥华》里，亦看出了其倔强隐忍。这样的人儿，在对着李白所说的“卖诗为生”时，才有可能不假思索一句“卖身辛苦啊”的话来。

　　就如导演所说，中国人的本性都不坏。即使是貌似十恶不赦面露凶相的官兵，都在临死前求饶“一家老小”啊!每个人都在用自己养成的习惯解决问题，在没有任何掩饰的情况下的表露交流，在进化到现在的理智的我们看来，难免荒诞。

　　电影里的人性是中国所固有的，长辈对晚辈，兄对弟，官对民……即使存在在临界点，无法用好坏来定义，却依然赋予了厚重的情感。一部电影的荒诞里没有晦涩，而充满了人性与情感，这就是《我的唐朝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