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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德国最壮观的"大河文学"出现了。

　　这部作品的厚度有100公里长， 每一公里大概有1000多页密密麻麻的文字。其中18公里是寻常百姓的生活点滴，11公里是"坏分子"的活动细节，剩下的70公里 嘛，还不清楚是什幺。

　　作者的名字是"东德公安部等" ，"等"包括85000名秘密警察和数十万名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线民"。作品里的主角，是东德1700万人口。作品的名字或许可以叫"围城"，因为这1700万人住在围城里，四周有70万枚地雷，6万枝自动 扫射机关枪，还有，1100只训练有索的狼狗。

　　今年一月，"大河文学"公开，人们涌进那蜿蜒100公里的阴暗的文字迷宫里， 寻找自己的故事。进去的时候，心里已经藏着不样的预感，出来的时候，脸色苍白，双腿颤抖，太亮的阳光使人晕眩。

　　做妻子的，发现那定期到秘密警察那儿去报告自己行踪和言谈的，是共枕10年的丈夫。做学生的，发现记录自己"不当"言行的，是那课堂上授课的老师。作家，发现自己某年某日私下读了西方的刊物，打小报告的是那长年进出自家书房和厨房的知交。牧师，发现自己在几年前所以大病，是因为医生遵从公安部的指示，开给他损坏脑神经的药剂。异议分子，发现自己和辩护律师当年的"密谈"内容，白纸黑字的记载着。病人，发现自己对精神医师的倾吐，一卷一卷录在大河文学里……

　　人们早已忘怀了某年某月某日和某人在某地做的某事，突然像血证似的摊开在眼前，角落里写着出卖者的代号--他们是街坊邻居，是亲人、知交、文友、爱人，是为你治感冒的医生，为你辩护的律师，为你指引人生的教授。

　　这部大河作品涵盖的广度、渗透的深度，远远超过苏联克格勃和纳粹盖世太保的成就。它在读者心中引起的灵魂深处的颤动和哀恸，更不是一般文学作品所能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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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者彼普的故事被安排在"坏分子"的11公里中。1987年，波普妻子袅丽可无意中对女朋友透露了自己对婚姻的厌倦感，这个女朋友马上到公安部去交了份报告：袅丽可有意离婚。

　　负责波普这一章的作者--公安部第22处处长，立刻开始布局，写下了波普故 事的大纲：

　　第一阶段：促使袅丽可申请进修以加强她与其夫分手意向……同时进行， 避免波普本人在其工作单位及社交生活有任何升迁或改善可能。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二阶段：扩大波普婚姻危机，加强女方离婚意愿，应设法使袅丽可与第 三者(线民哈洛得)发生亲密关系。完成日期：1987年6月。

　　第三阶段：给波普工作单位主管写匿名信，使波普成为问题人物。完成日期：与前同。

　　第四阶段：在《青年》报上发表波普和前妻(克莉)所生女儿一篇文章， 赞美其"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以之为榜样来警告坏分子。完成日期： 1987年5月。

　　第五阶段：促使波普女儿就读学校加强对该女政治信仰教育。该女儿最得 波普宠爱，影响其女儿应可加深波普无力感及家庭分裂。完成日期：1987 年3月。

　　第六阶段：在波普朋友圈中散布不利于他的谣言。完成日期：持续进行。 大纲订好了，人物的发展却不十分顺利。袅丽可现在记得，1987年中有个法官朋友曾经邀请她去看戏，原来那就是奉命引诱她的线民。亲密关系不曾发生，婚姻还没有破裂;围墙，先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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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鸿的故事只是不起眼的一小节，因为他是个小人物，他的遭遇也太寻常。

　　24 岁那年，尤鸿想逃离围城，运气不好，被逮到，判3年徒刑。不算什幺，在东德围城统治的28年之中，有23000人因逃亡罪而被判徒刑，平均起来，每两天就有一个人逃亡、被逮、坐牢。许多单身母亲携带幼儿逃亡，被捕之后，母亲下狱服刑，幼儿，就被共产党送给党性坚强的家庭去收养，从此不知生身父母。

　　尤鸿被关了3年;出狱前，他信口说，西德的制度比东德好。狱友转身打了小报告，于是尤鸿又被判了一年四个月的徒刑。这是1965年，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不算什幺，在28年的围城中，有78000人以同样的罪名下狱，也就是说，将近30年来，每天有8个人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尤鸿的命运不值一提。

　　16个月徒刑的前5个月， 尤鸿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强迫用药。终于出狱之后，也在一个餐馆工作，时间很短，因为，不知怎幺回事，他随口骂了句"共产党猪猡!"

　　报应来得很快，尤鸿又被抓进了精神病院，医师说：你再犯一次错，我们就不得不 用药剂来改造你了。

　　尤鸿又被释放，认识了一个在公安部上班的女郎，他告诉这个女郎公安部不是 个好地方，劝她洗手不于。结果有点反高潮--他又进了监狱。

　　1984年，尤鸿终于又得到了自由，可是失去了身体健康，失去了20年青春岁月， 失去了这一回合的整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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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100公里长、30吨重的"大河文学"里自成一个世界，一个繁复的底片世界， 黑白分明：凡是怀疑社会主义的都是黑的，凡是和共产党合作的都是白的。现在这部记载一个民族生活的巨作经过冲洗，拿到阳光下一看，世界颠倒过来，黑的全变 白，白的全变黑了。

　　那85000个秘密警察， 失了业，噤声的潜入社会各个角落里，另谋生活。有办 法的，自然摇身一变，从公安部小主管变成了什幺合资企业小经理。人们也不十分注意。真正成为过街老鼠，人人追打的，倒是那数不清的、躲在底片世界中的、为 共产党作"走狗"的"线民"。

　　东德的末代总理戴麦哲尔--记得他和西方列强签订和平条约时那悲剧英雄的姿态吗?统一没多久，末代总理就灰头土脸的下台，人们说，他是"大河文学"里有代号的一个线民。东柏林洪堡大学一向是东德学府重镇，大学校长芬可，灰头土脸的被解聘了，人们说，在底片世界里他是一个依附政权的密切合作者。作家，一个接着一个被揪出来，谁是谁的告密者，"狗屁精"，弄他个水落石出。

　　像尤鸿那样遭受迫害的人，现在热切的寻求"天理报应"。不要把一切罪行怪 在制度头上，他们说，制度，是人做出来的，而且往往是某些特定的个人;追究责任是法治的根本。

　　那被揪出来的人，坐在破碎的世界里，既不知如何诠释过去，也不知怎幺面对 未来。曾经和政权合作给牧师"药物治疗"的精神医师，把背对着媒体的镜头;他从此不能再开业行医，更无法再面对社会--"给我安静吧!"他哽咽地说。

　　更多的人，曾经只是跟着大伙跑跑龙套，没害过人，却也没救过人。而今价值观念突然翻转过来，他连自己是清白还是有罪也迷惑了。于是，一个东德部长提出一个实际的自我检讨的办法：不必问太抽象的问题，他说，问问自己几个最具体的问题就可以决定自己究竟是否昧了良知，譬如说--人们为了自由而被射杀在柏林墙下的时候，你的立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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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还有太多的人活在那底片的世界里。希望他们有一天能见到阳光，在阳光下看那冲洗出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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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德秘密警察档案大曝光

　　共产政权在东德垮台以后，曾经受到秘密警察迫害的人士占领了前秘密警察大楼，要求国会公开里面的档案。在大档案上签名索取自己的档案的前异议人士越来越多。他们不再惧怕那份档案。但是他们一定要知道一个问题：当年是谁出卖了我?

　　于是，一部现代哈姆雷特开场了。今年一月二日，国会决定公开秘密警察档案。那些受害者们震惊了!在出卖他们的人里面，除了吃官饷的警察、党官和干部外，还有他们要好的朋友、熟悉的邻居，甚至家里最亲近的人：丈夫、妻子、父亲、子女。德国人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休克。

　　从一九八二年开始从事反对运动的现任国会女议员维拉·沃伦伯格，一度被秘密警察逮捕。一九八九年她成为推倒柏林墙的重要领袖之一，并于九0年当选为统一后德国的国会议员。维拉推动通过了法案，为秘密警察迫害过的人寻求正义。于是公开了秘密档案。每个公民都有权利查阅自己的档案。结果像其它人一样，维拉被档案中的秘密震骇了。

　　她的案卷共有六十个特务和线民提供的报告。其中一份最详尽的报告包括了她私生活的最细节的内容。她不加思索便知道，这个化名的线民是她的丈夫努得，她们有两个儿子。丈夫以"两个孩子的名义"发誓那种事不是他干的，可是最后不得不承认了。维拉与努得离婚。努得没脸见人，自己搬到乡下隐居起来。

　　档案公开后，许多德国人都遭遇了同样的悲剧，那是旧时代挥之不去的记忆，是肮脏而又无奈的故事。每天德国的报纸都登载出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秘密。许多昨日的异见人士都干过出卖同志的事情，从而辞去了民选的职位。包括第一位非共产党总理德迈西亚，也被揭出了做线民的历史。

　　那是历史上最庞大的案卷。在前东德一千八百万人口中，秘密警察备案了六百多万人口。也就是说，每三人中就有一个人被警察监控。这样规模的情报工作，造成了夫妇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到处都是警察的线民。档案中的材料，大多数由非专业的线民提供，而非由职业秘密警察提供。线民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在压力的逼迫下或在利益的诱惑下，出卖了别人，包括自己的家庭成员。

　　"爸爸你干了什么?"这是五十年代战后儿童质问他们做过纳粹的父亲所用的一句话。今天，后共产时代的德国的孩子们又一次问成年人同样的问题："爸爸你干了什么?"多么严峻，让你无法回避。不幸的德国人又一次受到命运的捉弄。

　　每个前共产国家都有秘密警察。秘密警察的凶残在冷战结束前便为世人所知晓。但"恐怖档案大公开"后，令人震撼的是德国秘密警察的工作效率。他们存放了一百二十五英里长的档案，藏有二十一亿两千五百万页案卷，重达六千二百五十吨。

　　九0年十月德国统一后，波恩国会就秘密档案如何处理犹疑不决。一些议员警告，档案中的秘密太具爆炸性，以致于不宜公开，并建议烧毁。另一些人则建议为了社会安全的理由，必须封藏若干年后才可以公开。或者经处理后部份公开。

　　然而东德当选的议员则反对这些意见。他们说服国会公开档案的名字，每个被专政监控迫害的人，都可以去查阅自己的卷宗，而不对第三者公开。西德报纸评论称，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将如此浩繁的警察记录公开给如此众多的人口。

　　在逃的前东德秘密警察销毁了一部分最恐怖的档案，如东德支持西德恐怖主义分子—赤军旅的档案。还有一些被带走，有的是为了保护自己，有的是为了拍卖或用之威胁敌对者。但基本上，档案保存得相当完整，可为历史学家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文史资料。

　　档案公布后，人们发现许多过去最受尊敬的东德人士，原是秘密警察的长期线民。如勃兰登堡前总理斯托斐，冷战时代的公开身份是东德天主教堂行政总管，为秘密警察做过二十五年的线民。前柏林国际知名的洪堡德大学校长芬克，定期向秘密警察提供报告，汇报教授和学生们的政治态度。此外，还有足球球星、知名作家、教师等，可以说每一个角落都有警察的"线民"。

　　阅读了自己档案后，许多人对秘密警察的智商表示怀疑。因为他们收集的所谓" 情报"无所不包，如每星期倒几次垃圾，工具放在何处等等。秘密警察甚至把一些监视摄像机装在公共厕所中，每日都要去公厕一趟，检查录像中有无情况发生。例如，档案中这样记录：

　　"他穿过马路，在肉店买了一条香肠，然后他同店员交谈。'我买一条香肠'' 带芥茉的吗?''是的'。"

　　东德歌星比尔曼发现，他的档案一共四万页。他自己怎么也读不下去，太无聊了。当然，卷宗内还录下了他与女朋友调情的每一句话，回味起来蛮有意思的。

　　东德的秘密警察收集如此众多公民的、如此无聊的秘密档案。充分反映了那些统治者病态的恐惧。他们把每个公民都视为潜在的敌人，记录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切，但结果他们还是不能及时发现与控制住有组织的反抗运动席卷全国，推倒他们的专政。

　　不屑说，秘密警察组织不是档案馆，他们收集情报的目的在于惩罚政权的敌人和一切潜在的反叛者。物理学家，人权活动家帕皮斯被秘密警察骚扰了二十年。她失去工作，时常被拘留。从档案中帕皮斯知道警方计划破坏他的婚姻，使他的朋友疏远他，甚至鼓动他的儿子反对他。他们要他的妻子离开他，条件是可以获得更高级教育的机会和获得一笔金钱，还可以获得到其它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旅行的签证。为此目的，秘密警察派遣了一位美男子，设法与帕皮斯的妻子建立亲密关系。帕皮斯看过档案后对记者表示："秘密警察从个人和事业全面地设法摧毁我的生活，这是犯法的，比犯法更坏，这简直是魔鬼的行为。"

　　过去认为秘密警察努力唯一未能摧毁的反对场所是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异见人士到处受到监视，但却能在教堂从事政治活动，这是东欧反对运动不同于中国的特点。因此，八九年和平革命的许多组织者都出自宗教界人士。但秘密档案公开后，历史被重写了。事实证明有数千宗教工作者，牧师甚至高级主教与警察合作，充当警局的线民。最令人惊奇的是东德唯一的非共产党总理得麦西尔。他是东德天主教高级教务主管，一九八九年成为基督教民主党领袖，参与了推翻政权的组织工作，并在共产党垮台后被选为总理。他的传奇是矛盾的，人格是双重的，最终因为被揭发了过去的线民历史而退出政坛，隐居起来。

　　另一方面，拒绝与当局合作的主教艾格特，则受到秘密警察的无情打击。特务们全天二十四小时监控跟踪他，让他长期生活在没有隐私，没有常态的痛苦中。警察派了女人去勾引他，并用匿名信的方法散布谣言说他鸡奸男童。

　　一九八三年一名医生突然告诉他，他患了一种罕见的疾病，必须从现在起一直吃药才能维持生命。否则他的体力将逐渐丧失。接受医生的治疗后，艾格尔果然开始丧失体力，这使他一度想自杀。结果他在绝望后不再遵医嘱吃药，他的健康竟自动恢复了。从秘密档案中，艾格尔终于发现他几乎不能想象的秘密：他根本没病，那名医生是秘密警察的雇员。秘密警察指使医生用抑制精神的药品，企图破坏艾格尔的健康。

　　艾格尔评论他的遭遇说："东德政府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声誉，他们不能使用毒气室、暗杀队。于是他们暗地里进行最恐怖的勾当，他们使用了一切可能想到和不可想象的手段去打击反对人士。"艾格尔后来带着档案找到那名秘密警察雇佣的医生，发现他已经精神崩溃，但还在撒谎说他曾试图保护艾格尔不受警察的迫害。艾格而没有拿出档案同医生对质。他已经受到良心上的打击，迷失了正常的神志。

　　在某些情况下，秘密警察的镇压目标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被认为对国家有危险的人中所有的人。不管你从事反对运动与否，你属于某个圈子，便是危险分子，例如，几乎所有的音乐家、画家、作家。警察相信，所有具有创造性的职业人士，都不愿顺从东德的统治方式，从而一定是危险的，必须被监控和加以打击的。

　　从六十年代起，东德许多前卫艺术家，开始迁入柏林的一处衰落的街区。那里租金便宜，啤酒也便宜，自由的气息浓厚，好象纽约曼哈顿的东村。艺术家们一到周末便聚集街头，朗诵诗作，展览绘画，演奏音乐，同时以幽默的方式表达对共产党的不满。一种反叛性文化生长出来。

　　言论是他们唯一的行动。没有谁相信他们的长发、酒吧和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前卫艺术可以威胁当局的统治。他们甚至脱离了一般的柏林市民，标新立异，形成一个孤立的社会岛屿。但是他们的存在便表示了一种独立和异端倾向，秘密警察对此不能容忍。

　　秘密档案暴露了，这是一个秘密警察最关注、最仔细监控的一个社区。许多艺术家，包括一些知名的代表人物，定期、详细地向警方报告他们的朋友所说、所做的一切。这里的警方特务总管是安德森，一位才气横溢的作家、发行人、设计师和音乐家。安德森的特务身份公开后，一大群文化界人士口瞪目呆，他们太了解他，太喜欢他，以至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东柏林：城市的另一面》的作者，知名作家鲁兹·拉热诺便是安德森负责监控的文化人之一。他对记者谈到看档案的感触："我的反应越读越不同。那些报告是我过去的详细记述，虽然丢失了一半，但还有五千多页。早期的事情我可以平静地读下去，越晚近的事情越让我感受到沉重的打击。那些出卖我的人，多数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们怎么会作这一切让我永远无法理解。他们使你沉思人，沉思人性。安德森干的事，让我到现在还不愿意相信。也许他有精神分裂症，竟然能同时充当两种完全不相容的角色，他在两种世界里都扮演得如此成功，真是一个奇迹。"

　　安德森则为自己辩解说，他实际上是一个君主主义者。他不相信制度是可以被改造的。他不否认为秘密警察工作，但是他坚持说，那只是一种无奈，"秘密警察并不能控制我。"他承认他有恐惧，如果不合作，会被拷打甚至致死。"我存在下来，这对我是一种胜利。"

　　但是尽管他秘告了许多艺术家，但从不相信这些人真的威胁着政权。安德森没有忏悔之感。"因为告密是件平常的生活，如果别人受到伤害，那我承认我作了恶。因此，告密和作恶还是有差别的。"

　　安德森不是什么特殊的例子。在艾尔福特市，三十万人口中有五万人充当了秘密警察的线民。线民们打别人的小报告，同时自己也被别人告密。一些线民们自己表示，实在不理解自己在干什么?一个家庭中，兄弟姐妹互相告密，比比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为秘密警察工作呢?难道东德人民喜欢这个制度，或特别忠于国家吗?

　　的确有一部份人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自愿为秘密警察工作。多数人是机会主义者，通过为秘密警察工作赢取一些实惠。还有许多人相信，要让自己不成为专政的牺牲品，唯一的办法是与当局合作。另一些人则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干了。足球健将奎斯高在十八岁时受到胁迫，别分配到远离自己未婚妻的地方。

　　许多评论者把东德秘密警察制度与纳粹的盖世太保相提并论，指出充当警察线民的人犯了罪，应当负一定的法律责任。但是如何处罚这么多的特务呢?难道要把占人口五分之一的人都治罪，造成一个特务阶级吗?但是主使这场犯罪的元凶们一定要受到惩罚。德动头子昂纳克已经逃到智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下级警察们则表示他们只是国家公务员，一切按照宪法和责任行动。他们没有违法。

　　东德受到迫害的人士们希望他们至少能够知悉，他们是怎样受到迫害的，这一点现在做到了。第二步是要求惩罚那些作恶多端的警察，甚至线民。德国政府已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秘密警察的罪行。